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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因水位下降，四川安岳书房坝水库的(de)水下佛像和石狮露出重现，这一“水下佛国”再度引起网友关注(guānzhù)。

6月19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了解到，这一“水下佛国(fúguó)”在2020年(nián)被外界知晓后开始“走红”。当地文保员邓永福表示，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，佛济寺被水淹没(yānmò)的摩崖造像几乎(jīhū)每年都会露出(lùchū)佛头，连同地势更低的石狮完整露出也出现过10多个年份，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。2020年以来，有三年完整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(móyá)造像

对于露出水面的佛像和石狮，安岳石窟(shíkū)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，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，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时段，要禁止烧香拜佛(shāoxiāngbàifó)，并设立文保员。

半世纪(bànshìjì)前水库蓄水枯水期佛头会露出

佛济寺摩崖造像在2012年被确定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76岁的邓永福(yǒngfú)是(shì)此处的文保员，也是当地居民。

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书房坝水库在1974年蓄水后，佛济寺的一对(yīduì)石狮和一块巨石上的摩崖(móyá)造像便(biàn)淹没在水中。但(dàn)几乎每年枯水季节，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水面。遇到干旱年份，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，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(jìjié)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
“（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）有(yǒu)10多年完整露出过，每年(měinián)露出两三个月，涨水后又会被淹。”邓永福还说，2020年以来，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(jīhū)每年都会露出，其中(qízhōng)有三年完整露出。因为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，每年枯水季节，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(móyá)造像

据了解，安岳石窟始于(shǐyú)南北朝(nánběicháo)，盛于唐宋，现存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，享有“中国石刻之乡”的美誉。

今年石狮和20多个佛像(fóxiàng)完整露出，

专家建议不破坏(pòhuài)原貌，实行水下保护

6月19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在佛济寺摩崖造像现场看到，石狮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(de)20多个佛像在今年完整露出(lùchū)，“捧绣球”的石狮在水库边相视(xiāngshì)而坐，仿佛在对话一般，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，刻得栩栩如生。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(shàng)，还有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(de)石狮

据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(de)消息，书房坝水库始建于上(shàng)世纪70年代，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。水库建成后，分布(fēnbù)在水域边上的佛像有的被(bèi)淹没在水中。其中，历史悠久的圣灯寺(sì)被淹没，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，罗汉寺、佛济寺被部分淹没。枯水季节常有佛像露出水面，有的则永远藏于水下。

2020年，书房坝水库“水下佛国”之所以引发关注，源于(yuányú)罗汉寺、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(zàoxiàng)“重见天日”。其中，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29个(gè)、造像69尊(zūn)、石塔1座、碑刻题记(tíjì)4通，石窟开凿于清代，造像内容以罗汉、十菩萨、七佛、天王、弥勒佛等为主。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、造像155尊、浮雕石塔3座、题记9通，石窟开凿于唐代，宋代续有雕刻。

6月(yuè)19日，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佛济(fújì)寺和(hé)罗汉寺在枯水季会露出水面。为此，专家建议，不破坏原貌，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时段，要禁止烧香拜佛，并设立文保员。目前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济寺有一名专门的文保员，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(dāngdì)自发的管理员。此外，现场还安装了监控等设施，通过(tōngguò)“人防、技防、犬防”以(yǐ)加强保护。此外，为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，他们还会考虑(kǎolǜ)现场环境整治等。

云冈石窟遗失百年的"佛眼(fúyǎn)"回归：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

一枚流散百年的疑似佛眼，前不久回归(huíguī)云冈石窟。

这枚(zhèméi)表面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，至今光可鉴人，与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中仍保留在原位的陶眼酷似。

这枚陶制眼球的捐赠者为太原(tàiyuán)市民田亦军(tiányìjūn)。2006年，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上偶遇(ǒuyù)这件黑色的陶器，卖主也不(bù)知道这是何物。田亦军对古瓷器有所了解，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，出于好奇便买了回去。

直到近(jìn)20年后，田亦军偶然见到(jiàndào)一张(yīzhāng)照片，发现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，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，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(yánjiūyuàn)。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，他表示愿意无偿捐赠。

今年3月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(lǐshìzhǎng)、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赵昆雨受托赴田亦军家中见到(jiàndào)陶眼，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。

围绕这件陶眼身份的鉴定，以及更(gèng)多云冈陶眼的下落(xiàluò)之谜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云冈第19窟佛像，双目眼球(yǎnqiú)都已脱落 本文图/赵昆雨供图

佛眼争议：是(shì)辽金文物，还是瓷拍子？

云冈佛眼回归信息披露后，一些网民提出疑义(yíyì)，有人认为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。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，用于(yòngyú)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。

实际上，这种可能性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初(zhīchū)就已列入(lièrù)考虑范畴。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，经过了专家反复论证，首先考虑到的(de)可能性，就是研磨器或者瓷拍子。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，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(tūqǐ)的球状，表面釉色细腻，光可鉴人。

至于研磨器的猜想，为了达到研磨效果，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(niǎnpán)般的粗齿面，这件陶器表面也并无研磨痕迹。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(dìqū)，专家的意见倾向(qīngxiàng)于佛眼，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。

“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同于其他可(kě)供比对的陶瓷器，陶眼之器，典型性特质很少，可参照的案例(ànlì)又严重匮乏。”赵昆雨说(shuō)，近些年，云冈研究院致力于对流失造像(zàoxiàng)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(zhuīzōng)，“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，那就万幸，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；如果不是，也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。文物鉴定本身，需要不停地论证”。

中国(zhōngguó)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、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(zhǔchí)多项国家石质及石窟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，他(tā)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(shuō)，鉴定陶眼归属，需要综合艺术风格、材质工艺、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。

近日回归云冈石窟的疑似(yísì)陶眼

比如艺术风格方面，可以根据云冈石窟佛像细长眼型特征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，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。材质(cáizhì)工艺(gōngyì)方面，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特征，疑似眼珠(yǎnzhū)若材质成分与特定石窟一致(yízhì)，或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，可作为鉴定依据；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，也可溯源(sùyuán)关联性。

一些考古学(kǎogǔxué)和科技(kējì)分析手段，也可以派上用场。詹长法说(shuō)，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，可以对佛眼的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，将这些(zhèxiē)分析结果(jiéguǒ)与石窟(shíkū)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，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。2022年，龙门石窟修缮中，考古人员在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里，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眼珠，经鉴定，其成分与古代琉璃一致。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，实属罕见。

陶眼体形都不大，并不昂贵，却为造像赋予(fùyǔ)灵性的神采。

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(zhe)数枚陶眼，这些陶眼形状(xíngzhuàng)、尺寸各异，主要有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。其中最大一枚呈圆锥形，直径11.5厘米，高14.4厘米。此次发现的(de)疑似陶眼高7厘米，头部呈半珠状，直径10厘米，尾部为直径4.5厘米的平底(píngdǐ)，约一斤重。

北魏时期，云冈石窟造像都(dōu)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，为造像额外安装眼球，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。据统计(jì)，云冈石窟共有16个洞窟计76件造像加装过眼球，涉及佛像、菩萨、供养天、力士等雕像，今存者仅剩10余件。从残迹看，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(qiúbǐng)，有漏斗形(xíng)，也(yě)有平底状。

詹长法说，在“凉州模式”和“云冈模式”影响下建造的石窟，如敦煌、龙门等石窟，北朝及之前通常(tōngcháng)不嵌入眼珠，而是通过刻制或彩饰表现(biǎoxiàn)眼部。到宋金时期，介休窑、鹤壁窑等著名窑场制作过半球形的陶质(táozhì)“摩尼珠”，或许曾被用作佛眼(fúyǎn)(fúyǎn)。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，普遍为清代重塑的像；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；天龙山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(zāoqiè)，未说明装配技术。

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(rénwénkēxué)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

“云冈石窟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显示，在辽金(liáojīn)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(de)石窟寺院。其余石窟寺院或因(yīn)史料缺乏记载(jìzǎi)，或因考古发掘(fājué)不充分，未找到相近举措。”詹长法说，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，以及佛教艺术在当地的发展密切相关，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。

在石头上钻孔安眼球，有相当高的(de)技术难度。辽金时期安装眼球工程，与(yǔ)佛教艺术的进步、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(fóxiàng)灵性象征的注重紧密关联。詹长法说，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，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(měixué)，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。

多年以来，在(zài)各类纷繁紧迫(jǐnpò)、千头万绪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，陶眼尚未上升为(wèi)一个受关注的议题。“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。”赵昆雨说。

1992年至1993年，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时，一枚指甲盖大小的(de)佛眼从辽金(liáojīn)地层中出土。这是迄今唯一(wéiyī)一枚真正意义上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，因而没有任何疑义。

这枚陶眼有可能是自然脱落的。詹长法说，在(zài)石刻雕像上安装(ānzhuāng)眼球，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，比较难保存，年代一久容易脱落。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，多见于寺院(sìyuàn)木刻的彩塑造像。

除了自然脱落，也(yě)有人为破坏的(de)可能。20世纪初，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(àn)年代，外国不法文物商贩勾结村民，大肆(dàsì)盗凿云冈雕像，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，极易盗取，所以惨遭厄运。然而，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有艺术造型的雕像，对这些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，既然没有(méiyǒu)流通价值，带不来收益，盗凿者多将眼球随手遗弃，仅个别(gèbié)或散落民间。久而久之，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了。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，存世者却一目难求(nánqiú)的原因。

如今，日本京都大学(rìběnjīngdūdàxué)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(zhe)两枚(liǎngméi)云冈佛眼，均“采集”自第8窟内，其中一件高7.2厘米(límǐ)，直径7.0厘米，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中央倚坐佛的眼珠。2006年(nián)，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《云冈石窟遗物篇—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》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(xìnxī)。这是迄今所知仅有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。

而很长一段时期，在云冈(yúngāng)石窟之外，只有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。1985年，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(de)回归。

“送上云冈石佛陶眼(táoyǎn)一件。”当年年初，考古学家、北大考古学系教授宿白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(wénwùjú)局长吕济民致信，开头如此写道。宿白在信中介绍：“此物系美国(měiguó)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……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，但现知(xiànzhī)传世的(de)陶眼只此一件。”

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史克门，担任(dānrèn)过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。20世纪30年代，史克门在中国留学时(shí)，兼职为美国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，该馆所藏(suǒcáng)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(cángpǐn)，一大半由他收集采购，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《皇后礼佛图》等绝世珍品。1932年，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，当时(dāngshí)云冈已经警戒严格，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，他只从(cóng)村民手中购得了一枚(yīméi)云冈佛眼，花费一块大洋。

河北曲阳北镇定窑遗址出土的(de)宋金粗黑釉拍子(pāizi)，即一般所称瓷拍子，表面平整 图/《文物》杂志

半个多世纪后，史克门与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，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(zhèméi)佛眼(fúyǎn)。经由宿白(sùbái)牵线搭桥，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，至今仍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。

这枚陶眼由细腻的(de)胎土(tāitǔ)烧制而成，大头略凸，圆面，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。烧制时留下了近圆形凹坑状疤痕，这是当时将眼球嵌入眼孔时，粘接岩石的固定点(gùdìngdiǎn)。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，云冈石窟研究人员(rényuán)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。

赵昆雨说，第19-1窟主尊倚坐佛像，高7.75米，双眼球均已失落，留下直径(zhíjìng)为10—10.5厘米的眼洞，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，可列为首位排查复位对象。他说，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成熟，只要(zhǐyào)将(jiāng)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(chūlái)，在佛像上(shàng)进行比对，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。

复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(de)石窟流失(liúshī)文物研究(yánjiū)项目。赵昆雨说，未来希望(xīwàng)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，启动一项特别行动——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，采集其直径、进深、形状等数据信息，对现在犹存的眼球胎土构成进行检测分析、断代。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，根据数据库(shùjùkù)记录的尺寸，就可以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，可以复位到哪尊(nǎzūn)造像上。

云冈第16窟佛像，眼球已经不(bù)存

“复位是最具说服力的。除(chú)此，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，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状是锥形、蘑菇形，或是其他，那(nà)就一切争议(zhēngyì)都烟消云散了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冈石窟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云冈文物。赵昆雨觉得，云冈石窟是人类珍贵文化遗产，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。这些年，随着一些单体造像(zàoxiàng)的回归，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在各地(gèdì)博物馆中领略到(lǐnglüèdào)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(mèilì)，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(gùshì)，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、更立体的认知(rènzhī)。

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的造像构件回到原位，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。这是通行做法，回归文物(wénwù)(wénwù)大多收藏于博物馆。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，应该采取(cǎiqǔ)何种技术，是否会对现存文物的安全(ānquán)产生影响，需要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。

2016年，云冈石窟来了一位美籍华人，名叫王纯杰，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(púsà)头像(tóuxiàng)。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，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顾问，3年前，他在遴选一场(yīchǎng)拍卖会拍品时，巧遇一件被藏家(cángjiā)标注为云冈第17窟的菩萨头像。他当即(dāngjí)买了下来，阻止了文物再次流散。

王纯杰来云冈石窟(kū)那天，十分熟悉云冈石窟雕像情况的赵昆雨对他说，这件(zhèjiàn)头像不是(búshì)第(dì)17窟的。王纯杰十分忐忑，以为买错了。赵昆雨带他进入第19窟，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说，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。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(bǎoliú)在石壁上，与头像可以“合璧”。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。

1933年，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《震旦旧迹图汇（云冈石窟）》图集，其中第19窟南壁(kūnánbì)东龛(dōngkān)菩萨依然是完整的，如今对照来看，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。这是另一个(yígè)可以印证的证据。

云冈第7窟(kū)思惟菩萨，眼球已经脱落

这是云冈石窟文物(wénwù)回流史中的(de)标志性事件。两年之后，王纯杰再次(zàicì)巧遇一件云冈雕像(xiàng)，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头部。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，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，第7窟后室东壁原有两尊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，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，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“孪生兄弟”。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(zhǎodào)了归宿。

“非常幸运，王纯杰先生捐赠的两件雕像(diāoxiàng)，盗凿时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，越(yuè)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(fùwèi)。”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太多特征，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，又被二次修饰砍削过(guò)，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，使得复位十分困难。

迄今为止，包括史克门捐赠的(de)(de)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(jǐjiàn)流失(liúshī)(liúshī)海外的文物(wénwù)回归云冈(yúngāng)。赵昆雨曾全面(quánmiàn)调查过海外云冈流失文物，共计100余件。他比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，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，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，“现已掌握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”。复位是最雄辩的证据，证明流失文物的归属。“每一件被盗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。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，他们都在哪儿，现在还好吗？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。”他说。

云冈文物(wénwù)的流失(liúshī)始于20世纪初，尤其是(shì)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，随后出版《北中国考古图录》，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(zhǎnshì)云冈石窟精美的雕刻艺术。云冈石窟开始享誉世界，也开启了(le)被盗凿的厄运，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猖獗，云冈文物主要流布于日、法、美、德等国。

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是国际性难题，至今仍争论不休。每隔几年，拍卖行都有云冈(yúngāng)文物上拍，常常引来谴责。“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。”赵昆雨说，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％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(jījīnhuì)正(zhèng)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(císhànjīgòu)，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(shǒulǐ)的一些云冈文物回归。

对于散落民间的(de)(de)云冈文物，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，是一次(yīcì)良性示范(shìfàn)。“民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构件，比如造像(zàoxiàng)的一只耳朵、手指，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、属于哪里。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途径，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回家的路，挽救那些走丢的‘孩子’。”赵昆雨说。

“实际上，如同圆明园(yuánmíngyuán)兽首所呈现的，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，更在于其承载(chéngzài)的历史内涵与文化(wénhuà)价值。”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，詹长法评价道。